黄炎培：不肯做官，但求做事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1945年发起成立民建，民建总会主任委员，第一、二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四届理事长等。
黄炎培一生有两个清名：一是不爱财，二是不肯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但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
1945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代表经济界利益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在教育、实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一生兴学，不遗余力，桃李满天下，并创建了当时与南开中学齐名的浦东中学；还通过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随后，周恩来也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黄炎培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对子女们解释说：“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的名目而犯愁，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泽东欣然接受，于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再获通过。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共识。此外，他还是提出保护江南文化水乡周庄的第一人。
胡厥文：
中国的一切事业必须靠共产党领导
胡厥文（1895～1989），又名胡保祥，江苏嘉定人。1945年发起成立民建，第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等。
胡厥文少年时期就心怀实业救国理想，他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了新民机器厂，后又创办了一系列工厂，于1927年被推选为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委。
1932年，胡厥文率队到陕北一个贫困小山村考察时，村民看到护送的军队，纷纷弃家出逃。胡厥文一行四处寻找，只找到三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当胡厥文拿出酒菜，邀老人们一起吃时，一位老人郑重其事地问道：“你们是红军吗？”听到胡厥文否定的回答，三位老乡摇摇头说：“我们知道你们一定是红军！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
陕北老农的话，让胡厥文震撼了一辈子。也正是这样一次偶然的际遇，让他逐步走上与共产党毕生合作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胡厥文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多次到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抗战到底，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
抗战结束后，厥老和黄炎培等酝酿成立了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胡厥文作为民建的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被推举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并于9月21日至30日，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国是。
晚年，提及这次盛会，胡厥文总是说，“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深深吸引了我。”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原国内部主任李尚志采访胡厥文后写道，厥老有一句话是那么振聋发聩：“以亲身备尝的酸甜苦辣算出来的对比帐，使我得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的一切事业必须靠共产党领导。”
孙起孟：节俭朴素的楷模
孙起孟（1911～2010），安徽休宁人。1945年发起成立民建，第四、五、六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第六、七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等。
孙起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也是节俭朴素的楷模。
他一贯坚持勤俭节约，能省即省。上世纪80年代，当时孙老年已81岁了，房子就一个三居室，其中一间还用于秘书办公。家里的床铺、桌椅、书柜等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折价买下的老式家具。一把藤椅，用了几十年了，椅子里面一根芯子已断裂，还舍不得扔掉。一件夫人用旧毛线打的毛衣，他始终穿着；黄炎培在50年代送给他的一件大衣不能穿了，便把里子拆下来改成裤子再穿；率团出访保加利亚时，他没有皮鞋、领带和西装，都是临时借和买的。
孙老“罢宴”是出了名的。1989年，他去东北出差，当地按照副委员长的规格接待，孙老谢绝了地方的一切宴请，要求驻地伙食一律从简，端上餐桌的菜，孙老都让大家尽量吃光。若剩菜多了，孙老就觉得很浪费，会让服务员下一餐少上一、二个菜。记得一次晚餐，服务员端上一盘清炒田鸡腿，孙老看见了就叫服务员撤下去，他说“田鸡能捕捉害虫，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能吃”。
孙老一直保持简朴作风。很多同志去看望他，不管送什么，他都拒绝。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去看望他，哪怕是送一盒月饼，他都不肯收。一次，孙老住院期间正赶上他的生日，中央统战部领导去看望他，拿了一束玫瑰花。临走时，孙老说：“人你也看了，花我也看过了，把花带走吧。”
孙老一生简朴，但当人民群众有难时总是慷慨解囊。他每次知道哪里受了灾，或是家乡修桥、建学校，总是积极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98岁高龄的他捐了5万元。
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1935～2015），湖南湘乡人。1995年加入民建，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化工部副部长。第八、九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第一任理事长等。
成思危是著名经济学家，享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誉称。早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就对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了引发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相关部委相继安排了关于风险投资的重点研究项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率先宣布了推进风险投资的政策和措施，一些国内高科技企业开始纷纷寻求风险投资的支持。2000年4月，民建中央更是发起组建了由民建会员企业家参股、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霎时，各地风险投资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
正当风险投资在我国方兴未艾之际，成思危意识到，风险投资在中国还是年轻的事业，需要从理论、实务、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此，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著书立说，自著和主编了大量书籍，写了大量的论文，研究和探索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三步走战略。
2003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其中一步。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陈昌智：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鼓与呼
陈昌智，1945年生，湖北孝感人。1985年加入民建，第九、十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一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第二任理事长。曾任国家监察部副部长，第八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民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等。
2014年9月18日，在“2014中国（宁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大声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鼓与呼。
他说：“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出台十项措施，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这些举措虽有利于中长期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但要解决近期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其实招和真招还是银行要降低贷款利率和坚决清理一切不合理收费。”他指出，第一,我国的贷款利率很高。2013年企业从银行的贷款利率，中国是6.15%，德国是3.5%，美国是2.25%，日本是1%，欧洲银行是百分之零点几，一比就说明问题。第二，实体经济相当困难，银行却一枝独秀。9月2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500强”，其中17家银行的利润总和是1.23万亿，又占了500强企业利润总和的51%，但这些银行的营业收入只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的9.5%，可见，银行的利润率是多么高。
他直言道：实体经济如此困难，银行应该降低贷款的利率。他认为，贷款利率放开了，不等于说国家不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贷款利率，来调控国家的经济。放开利率不等于就不管了。8月27日，央行宣布对农村的分行、支行要实行优惠的贷款利率，而且特别指出，贫困地区的贷款利率在优惠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世界上很多发达的、放开贷款利率的国家，他们的利率也是都要调控的。欧洲央行9月4日宣布，再次降低贷款利率10个基点，使贷款利率降低到0.05%。2013年5月欧洲央行的贷款利率是0.75%，降低了93%。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一样要通过利率的增减来调控它的经济。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赤子之心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1950年加入民建，第二、三、四、五届民建中央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作为荣氏20多个家族企业代表的荣毅仁不顾家族的反对留在大陆，并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了国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担任新成立的直属国务院的CITIC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CITIC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公司、法律、会计事务所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成功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解决了企业的投资问题，而仪征化纤厂也以突出的效益证明中信选择的正确，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此后数年间，中信公司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为中国工业化争取到了宝贵的资金援助。
20世纪80年代后期，CITIC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1987年1月16日，香港CITIC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
荣毅仁的一生，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转换。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其实，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胡子昂：把企业捐给国家的先行者
胡子昂（1897-1991），重庆市人。1949年加入民建，第一、二、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民建西南区办事处主任委员，第一届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工商联主席。第六届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
胡子昂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1950年1月，他受派回到重庆工作，并被任命为副市长。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陈锡联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
同年4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自己持有的企业股票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
陈锡联说：“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胡子昂强调说：“这是我反复考虑过的，我的决心已定。如果我在各地的投资不好处理的话，请先接受华康银行。”
陈锡联、曹荻秋看胡子昂的态度非常坚决，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说：“胡市长我们是了解的。你说全国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在1951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时，胡子昂再次提出请组织考虑接受他在企业的股票。张霖之、曹荻秋再次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既然胡子昂又提出来，那么先由我们保管好了。”
邓小平同意了胡子昂的申请。胡子昂在企业的股票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保管起来，胡子昂和他的家属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这就是胡子昂先生把自己企业捐给国家的故事，他是民建人爱国奉献的先行者和表率。
王光英：影响一生的一次谈话
王光英，1919年生，北京市人。1950年加入民建，第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
1949年春节，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带着丈夫刘少奇回家省亲，这是王光英与刘少奇的第一次见面。饭后，刘少奇与王光英谈话。王光美也在座。
“你在天津办化工厂，天津工商界怎么样？”刘少奇问。
“工商界很恐慌。他们对共产党很陌生，疑虑重重，惶惶不安。”王光英说，“他们害怕共产党会像斗争清算地主那样斗争清算资本家。”
“你自己的企业怎么样?”刘少奇又和蔼地问。
“我不想当资本家。”他说，“我是学化学的，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到化工厂当工程师，也可以到学校当化学教员。我在辅仁大学当过一年助教，用不着企业和资本，更不想落个剥削工人的罪名。我们兄妹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所以我也想参加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干部多得很，不缺少你一个。今后，我们也需要爱国的、有本事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资本家，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还希望资本家中的先觉分子，在本阶级中起带头作用、桥梁作用，把大家发动起来。工人把资本家叫做‘大肚皮’，你能不能穿着‘大肚皮’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对新中国的建设，将比你参加共产党有更多的作为。”
刘少奇的这段话影响了王光英的一生，也成为了王光英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马培华：为发展县域经济、
促进城乡统筹建言
马培华，1949年生，江苏溧阳人。2001年加入民建，第八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十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
2008年3月，马培华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统筹。他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要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创业型经济。要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要基于市场比较优势，根据县情，选择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等不同县域产业发展模式，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战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要重视民间资本、减低投资门槛、优化发展环境。
二要推进行政体制创新，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和‘扩权强县’。将县域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单元，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值税地方留成比例向县域倾斜，在欠发达地区可以考虑免征增值税。适度降低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增值税率，或实行增值税部分返还等。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调减中央分成比例，分类处置县域债务问题。
三要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县域经济资金来源。人民银行要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在城乡的存贷资金比例，出台刺激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国家对农信社的政策性贷款提供风险补贴，在发达地区可组建民营投资公司，在民间借贷比较普遍的地区，可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积极探索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村民组织合作。
四要把县城建设成为县域经济的龙头和农村城镇化的经济中心，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强对全国所有县的统筹规划，制定相应的县域经济发展指导意见和扶持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共享的劳动资源信息平台，鼓励广大民众进行创业活动。
童少生：与党患难与共、助推发展
童少生（1903—1984），重庆人。1950年加入民建。第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二届民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第五、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
这是一件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秘闻，童少生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肩作战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际，企图炸毁停泊在长江港口的民生公司船只，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时任民生轮船公司副总经理的童少生建立了联系，并向他讲明了共产党的政策，要求他保护公司财产，不让任何人破坏转移。他在与共产党的多次联系中终于打消疑虑，决心保护公司财产，于是安排人员在每只船上储备几百块银元，借以保住船只。
时隔不久，国民党政府果然下令凿沉黄浦江港口内所有船只。童少生急中生智，命令船员将舱底打开，让水淹到船只半沉状态，从岸上看去，好像船已沉没。就这样巧妙地保住了公司的船只。
20世纪80年代，童少生在做好工商业人士宣传工作的同时，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潮流，成立了全省最早的一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开发公司——四川省长江企业公司。公司成立后，广泛吸纳工商界人士参加，积极开发外贸业务，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日益活跃，四川省饮食服务公司打算去国外开设餐厅，却苦于无人联系。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童少生知情后，利用自己在美国的老关系，牵线搭桥，终于使四川饮食服务公司与美国“四川园”达成协议，合资在华盛顿开设“会仙楼”餐馆。1982年10月，已年近八旬的他不顾年迈，专程赶赴美国为“会仙楼”开业剪彩。他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共的号召，以赤诚之心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徐崇林：在“小民革”的奋斗历程
徐崇林（1907-1999），四川江安人。1945年加入民建，民建西南区办事处副主任委员，第一届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第二届民建四川省委代理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
1945年上半年，徐崇林参加了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由少数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以配合中共南方局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1941年夏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就是所谓的“小民革”。
徐崇林加入时，与甘祠森(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都是三十多岁，血气方刚，都追求进步、民主、革命，于是一道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大震家里宣誓，加入了“小民革”。当时，为保密、安全起见，他们朗诵完誓词后，立即将其烧掉，互相鼓励：“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为民族而抗争，为民主而搏击。”同年12月，徐崇林参与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担任理事并继续参与“小民革”的工作。“小民革”成员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支持了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人民团体和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在援救被捕的革命志士、迎接解放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动摇国民党独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肯定和赞赏。
陈祖湘：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迎接解放
陈祖湘（1918—2008），四川南充人。1946年加入民建，第三、四届民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第六、七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商业厅副厅长。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
1949年下半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眼看西南地区即将解放。这时工商界一些人士，由于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影响，疑虑重重，纷纷作“应变”准备。
陈祖湘和黄墨涵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手抄本向会员秘密传达，统一会员的思想。然后，由会员分头向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减少他们的顾虑，增加对中共的信任感。
对一些代表人物，他们个别地作细致工作。如裕华纱厂经理黄鱼门和申新纱厂厂长章则汶是成都工商界中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工作的主要对象。他曾出面邀请黄、章两人到家吃饭，还特意邀请同他们比较接近的会员张再生、陈浩明作陪，专为他二人介绍中共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初步打消了顾虑。后来，陈祖湘又出面邀请黄鱼门、章则汶、张再生、陈浩明、王伯静等人去家聚会，介绍关于召开新政协、协商制定《共同纲领》的情况，再次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有关政策，并介绍民建的性质、任务。后又通过多次谈心，才打消了章、黄离蓉赴港的打算。
临近解放，民建会员大星面粉厂经理张再生接到他的上级来信，让他和重庆大川实业公司经理刘雨三把4个厂全部变卖成黄金带到香港，还让张联系上海、青岛各厂负责人采取同样措施。张接信后便来找陈祖湘磋商应付办法。陈祖湘向他分析了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使他相信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会有前途的，消除刘的顾虑，与张共同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终于保全了成渝两地4个工厂。
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祖湘与张再生、龚思义还发动会员做好护厂护店工作，迎接解放。
王恒丰：
奋笔疾书改革激流中的一份提案
王恒丰，1942年生，四川绵阳人。1985年加入民建，第五、六届民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第九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四川省工商联会长。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
在参加1993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前，王恒丰正精心准备一份提案。当时，他担任省监察厅副厅长已两年，因工作需要下乡履行执法监察任务时，发现了“打绿条”问题。所谓“打绿条”，就是邮政汇兑在农民取款时对农民不能即付现金而开欠条，在中国西部各省都存在，尤以四川、贵州为甚，各地媒体都作过报道。但问题一直拖到1992年底仍未见到根治实效。于是他结合本职工作，到川东、川西和与云南、贵州毗邻的县开展调研。
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才知道，原来，邮局收到汇款后，必须存入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对汇兑资金实行“调拨管理”。而1977年出台的调拨管理办法明文规定“资金存不计息，划不收款，超垫透支”。这种调拨管理与刚刚起步的市场运行机制和银行核算体制撞车了。“存不计息”为无偿占用、挪用农民工汇款大开了方便之门。“超垫透支”在开始讲求经济效益的当时，哪家银行愿意为不计息的资金超垫呢?哪家西部银行有无偿调动亿元资金的能力呢？
洞悉“体制”弊端之后，他奋笔疾书撰写了提案，与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程贻举达成了共识，共同提出了《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邮汇资金管理办法，彻底解决“绿条子”问题》的提案。后来，邮电部、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反馈了回复函，一致同意并表示要联手研究改革邮汇资金管理办法。由此“绿条子”问题解决才逐渐步入正轨，最终得到了根本解决。而这份办理及时、见到实效的提案后来也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并受到表彰。
陈文华：在抗震救灾中诠释肝胆相照
陈文华，1955年生，四川自贡人。1987年加入民建，第七、八届民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第一届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曾任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突然降临，副省长陈文华按照职责分工迅速响应一级应急预案，建立医疗卫生保障指挥系统。紧急整合全省医疗资源，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救治伤员。灾后两小时，省卫生厅灾后救援指挥部成立，向全省卫生系统发出第一道指令，号召灾区医务人员迅速从废墟中站起来，忠于职守，救死扶伤，并立即组建起28支医疗防疫队，限令当即赶赴地震灾区。他特别要求成都等地的各大医疗机构立即调整腾出尽可能多的病床，搭建临时病房，作好大规模收治伤员的准备；立即采血，准备为受伤群众输血的血浆；省红十字会将现有药品、食品、医疗器材、帐篷等物资运往灾区。随即，整个救灾进入24小时工作状态，下午18点30分，他第二次来到省卫生厅检查应急预案实施情况；当晚24点，他又冒雨第三次来到卫生厅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研究医疗救治、防疫等问题；13日凌晨4点，收到德阳市求救传真，他立即召集省药监局、经委、医药公司、卫生厅紧急组织一批止血药、血浆、抗生素等外伤急救药品连夜送往地震灾区……
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四川省抗震救灾会议期间，得知他是民建四川省委主委时，深切勉励说：“关键时刻更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让我们一起努力，夺取抗震救灾全面胜利。”5月24日，陈文华陪同温家宝总理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看望慰问伤员，临别时，温总理握着他的手郑重地嘱咐：“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倍努力，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每一个生命。”在主席和总理的话激励下，他先后赶赴汶川、青川、北川、绵竹、什邡、汉源、都江堰、彭州、崇州等极重灾区，检查指导和处理救灾中的医疗救治疾病防疫工作，看望慰问伤员和医护人员，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全力以赴、果断指挥，组织开展医疗救治，有效降低死亡率、致残率，严防次生灾害，确保了灾后无大疫目标的实现。他积极作为，争取民建中央举全会之力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贡献，得到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的爱心捐助。他率领四川民建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昂扬斗志，彰显出与党风雨同舟，更见肝胆相照的“多难兴邦、多党合作”情怀和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