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以后，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道积极投入到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谈判历经43天，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协定签署不久，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总兵力达190万人以上。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调停”内战。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停止内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9人。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表。黄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李烛尘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此期间，民建为促进会议的成功作了积极的努力。
一、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
民建作为一个新的政党，积极投入到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活动中，同时也拉开了民建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斗争的序幕。
1946年1月8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会。出席民建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王云五、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政府方面有于右任、褚辅成，各界人士陈博生、马寅初、胡子昂、胡健中、董时进、胡光熙、陈铭德、陶行知、王昆仑、蒋匀田、潘梓年等140多人。
黄炎培因患病未能出席会议，由常务理事杨卫玉代为致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说，经过极艰苦的8年抗战，人人都有了新的觉悟，这就是每一个人，都需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参与政治。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少数人倡议，得到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大学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响应，决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至于“民主建国”四字，也是当时“发起诸人冲口而出，一个极本色的名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表示，民建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而是“以政党为若干志士，立共同之主张，为共同之行动。因而有此结合”的政党。他特别强调，本会参与政治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他日参加选举，义务所在不敢规避，而决不欲强自为谋。谁贤谁能，求之于天下。选之与之，公之于天下。”
常务理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初步意见。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促进政协会议成功，政协代表更应抱必成的决心，以使国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避免内战，实现民主建国。“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须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须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须先全部实现。”“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需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需组织军事调查团。”“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发表意见。”“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第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第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行起草。”“第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八，会议还应检讨一下当前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特别在产业方面，政府过去为了财政收入，曾经用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和统制手段摧残产业，结果的悲惨已经有目共见；现在再为财政收入进一步垄断产业，初步的结果也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当和一般经济上现在还没有一些决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业和大批破产的局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会议能有解决的。”
在这次招待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对民建意见给予了肯定。他说：“民主建国会对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并表示：“贵会所提的意见，大体与本党向协商会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体意见如‘组织顾问团’问题，我们也同意。”“其他如‘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我们也赞同，因为会议本身很狭小，一切的决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没有人民支持，即使决议是好的，也不易实施，坏的更不必谈了!希望协商会的议决公诸社会，得到群众的批评。”
招待会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褚辅成、张东荪、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钧、缪嘉铭、胡光宸等先后发言。胡厥文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意见包括政治协商会议、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及货币、企业等六项内容。
对政治协商会议，认为“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治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应先解决原则，然后逐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其首须解决之大原则，为法统论之地位，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力可以退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协商之结果，必须较协商时期更为进步，更为民主。”
关于保障基本人权，认为应“实施提审法及冤狱赔偿制度”；“除应修正或废除妨害人民自由权利之各种法令外，应制定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公布实施”；“地方政府对于已查户籍登记之人民应负责保障其身体之自由及安全。”
关于政治，提出“公布粮食征购及发放详细数字”；国民政府主席“要有时间接近人民，听取民意”；“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必须随时公布，并不得有急遽之变更，以保持政治的稳定”；“用普选的方式，彻底改革地方自治。”
关于军事，提出“军事机构不得干涉行政，一切军事管理之方式，须即日全部废除。”
关于财政及货币，提出政府需“公布抗战期间备年度之预算决算，最近之货币发行数字及准备状况”；“一切地方摊派及非法附加，应严格禁止。人民除缴纳赋税外不得再予任何负担”。
关于企业自由，提出解散新成立的垄断性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中国蚕丝公司，依就地区的不同，分组民营公司经营。还强调提出“民营企业战时损失，除因政府行动所致部分应依据国家总动员法原则速予赔偿外，其由敌人行动所致者，在未取得赔偿以前，应由政府先予垫付，使无停顿萎缩之虞。”
与此同时，民建在上海的理、监事吴羹梅、胡西园、冷遹、俞寰澄、王纪华、王却尘及会员30多人联名致函政治协商会议，表示完全同意章乃器代表民建提出的意见，要求改组政府，改选国大代表，实现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关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等诺言。
二、在政协会议中的斗争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协商会议顺利进行，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努力，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然而，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和范围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实际上仍想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国民党的行为，引起了各党派的不满。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作了发言，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黄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月26日上午，军警宪兵特务闯进黄炎培的寓所“箐园”，捆绑了黄宅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翻箱倒柜进行大肆搜查。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声明在事件未得妥善处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黄炎培在1月31日的大会上，又即席发言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把他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改善民生、解决生计问题，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对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强烈不满。
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们经常与民建领导成员一起交换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
三、“沧白堂”、“较场口”事件
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需要团结各界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民建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沈钧儒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进展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5人分别联系在重庆的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杂志联谊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华北政治经济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选出理事35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田钟灵、温仲六、胡子婴等民建成员当选；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被推选为协进会常务理事。
协进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首次报告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邀请梁漱溟、李烛尘、黄炎培作报告，有300多人参加。此后，参加报告会的听众异常踊跃，虽遭受特务骚扰，但群情激昂，不为所阻。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分别作了报告。各界群众纷纷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建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取消经济管理等。
为扼杀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派出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第六次大会，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5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中共代表王若飞。对国民党特务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
不仅如此，特务们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由于协进会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行径，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民建成员李学民、田钟灵夫妇在归家途中，遭到十多名特务的围殴，李学民受伤十余处。幸有群众闻声赶来，国民党特务才罢手。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月25日，重庆万名大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协进会在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控诉特务罪行。章乃器、胡子婴等先后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各报记者也非常愤慨，在报刊进行披露和谴责。许涤新、罗叔章、徐崇林及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对李学民表示慰问和声援。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上签了字。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由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
筹备会也向重庆市农会、总工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了通知，但他们未派人参加。2月9日深夜，市农会理事刘野樵、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4人突然来到章乃器的住宅，要求参加庆祝大会并做大会主席。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取了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们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倒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闻讯赶到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元老冯玉祥，目睹会场惨状，痛斥特务的暴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并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迟迟不提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调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