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一、南京请愿和“下关事件”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当时的局势，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迁到上海。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1946年5月5日，民建、民进等上海53个政团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马叙伦、胡厥文等29人为理事。民建推举胡厥文、沈肃文、王纪华3人为代表，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大会工作。在12日的理事会上，选出沙千里、马叙伦、林汉达、胡厥文、汤桂芬、罗叔章、许广平、陈巳生等为常务理事。随后，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8日，民建会员阎宝航、包达三、盛丕华等与上海164位知名人士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并把全文附寄中共代表团。6月9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挽救民族经济危机问题。会上，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伯、王却尘、陈钧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陈对时局的意见。15日，民建再次举行会员座谈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赴南京请愿，推举马叙伦、盛丕华、雷洁琼、张伯、胡厥文、篑延芳、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代表陈震中、陈立复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上海和平请愿团。胡厥文因故未能成行。马叙伦被推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担任秘书。其中，盛丕华、张伯、篑延芳、包达三、阎宝航、胡子婴、罗叔章都是民建会员。
6月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时报》发表了《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声明。6月22日，民建继续举行会员座谈会，通过了欢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吁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到火车站欢送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请愿。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前往欢送。上午7时，上海北站聚集了数万人。上午10时，欢送大会正式开始。民建常务理事王却尘任大会主席。请愿团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明去南京请愿宗旨，得到大会的热烈响应。大会通过了“10代表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和致电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等决议。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民建还自备了大卡车，高举民主建国会旗帜，高呼“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为请愿团送行。载有请愿团代表的列车11时开动。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开始有特务上车纠缠。到达镇江时，又来了一伙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围住列车不让开行，要代表不去南京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就要卧轨。代表们摆脱阻拦，列车继续西行。下午7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暴徒辱骂民建会员阎宝航，并逼其下跪。阎宝航愤慨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寇铁蹄下我从来没屈膝过，我决不会受此凌辱。”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被打得多处受伤，血流满面，财物被抢。经过多方交涉，直到晚11时许，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达现场“维持秩序”。当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时，已是24日凌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民建闻讯后，急电表示慰问，并派胡厥文到南京会同黄炎培、王纪华慰问、照顾受伤人员。24日下午，代表团成员盛丕华、张伯、包达三、篑延芳出席国民参政会，篑延芳在会上报告了组织请愿经过，盛丕华代表请愿团发表了声明。代表团成员推选篑延芳为负责人，访问各方面人士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篑延芳谎称“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放心，和平是有希望的，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调动大军开始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6月26日，《联合晚报》刊登了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的暴行。在沪民建会员发起了捐款慰劳请愿代表的活动。
“下关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闻讯立即到医院慰问。中共代表团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6月25日晚，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代表团。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历次谈判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今后的政策和主张。他对中国形势精辟、科学的分析，使代表们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29日，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联名写信给马叙伦、张伯、吴耀宗、雷洁琼、篑延芳、包达三、盛丕华、阎宝航，对请愿团给予高度评价。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团代表：“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7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民建等17个政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态度表示肯定。信中指出：“诚以非和平则不能进行战后之经济建设，而非民主则无以实现国内之真正和平。当前经济危机已万分严重，内战如继续发展，全国经济即有崩溃之虞”，“欲挽此危机，端赖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奋斗，以一切力量争取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和平。”这给民建以很大鼓舞。
“下关事件”使民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
二、反对“美援”和美军驻华
国民党一方面大举进攻解放区，一方面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美国为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在中国境内派驻了14万军队。在此紧要关头，民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无畏的斗争。
1946年8月10日，美国新闻处发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公报”，宣布调处失败。13日，民建发表《对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的意见》，刊于《联合晚报》、《文汇报》、《时代报》、《时事新报》，并译成英文分送上海各外文报社和马歇尔、司徒雷登。意见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中国应为美苏两大国亲善之桥梁，实为无可移易之至理。本会政纲，主张以主动地位执行对美对苏平衡政策，亦即此意。但美国如欲以中国为防苏根据地，中国倘亦自愿为防苏之前锋，则其结果，自必背道而驰。其足以妨害马司两使之努力，甚至使美国之援华政策失其原来之意义。”还指出：“国际互信之重见，苏联也自负有极重大责任，而我国外交政策之改正，更属理所当然，事不容缓，是不但关系中国之安危，世界究能久享和平，抑或再遭惨祸，均于此决之。”声明最后正告国民党当局“历史上未有能以弁髦法令，毁弃道德之手段，维持政权而达于成功者。自乱必自毁，幸政府当局之知所警惕也。”
1946年8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政府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变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9月7日，民建发言人发表《民主建国会反对签订中美物资协定的谈话》，严正指出：“此次美国所让售的物资，原为对日的军用品，在此内战日益扩大的时机，显然可能依旧作为军用，被好战分子利用为扩大内战的武器，以重苦我国人民”，并指出“在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未成立以前，美国任何片面援助，后果都只有加重我们国内的纠纷，不独有损于我国人民利益，而且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谈话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要求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依据政协决议来解决当前一切政治、军事问题，不让这次美国让售的剩余物资被利用为扩大内战，屠杀人民的工具。”
为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民建与九三学社、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3个政团从9月23日开始，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周”的活动。民建由章乃器、王却尘、陈钧等作为代表，并派张伯、胡子婴、罗叔章等参加筹备工作。在活动周中，连续招待中外记者、英美在沪工商界、中国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并致电联合国和美国政府，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胡子婴还撰写了《“美军退出中国周”的世界观》刊登在《大公报》上。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于配合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民建和上海各团体共同发表了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声明。1947年2月5日，重庆学生上街抗议美军暴行，许多学生被殴打致伤。学生向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请愿，再遭殴打，重伤6人、失踪4人。2月9日，民建重庆分会与民盟重庆支部、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15个政团派人慰问受伤学生，并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美军暴行。
1948年5、6月间，全国又掀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上海学生于5月4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响应声援。民建成员中的许多工商业者、文教知识界人士多次聚会演讲、发表声明、意见，揭露美国扶植日本的罪恶目的，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三、反对召开“国民大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对此，民建于11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关团体，呼吁各界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决议。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在国民党高官厚禄利诱下，青年党、民社党已经投靠了国民党。11月11日，蒋介石为争取中间势力，决定会议延期召开。国民党派出要员陶希圣、张群、钱新之、杜月笙轮番做黄炎培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大，遭到黄炎培的坚决拒绝。为此，民建重庆分会致电黄炎培，对他的高风亮节深感钦佩。
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后，国民党在1946年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
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月3日，民建召开常务理事会，详细地讨论时局问题，一致通过《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的态度。
继“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党又进行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了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此举无疑又为和平带来了一片阴影，政协精神再次遭到破坏。
民建于1947年4月22日，针对国民党“改组政府”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那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四、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杀害民主人士。仅1946年6月间，就逮捕了13万多名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又封闭了反内战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100多处，接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民建闻讯后，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10月，民建会员33人会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发起举办悼念活动，民建捐赠30万元作为纪念活动经费。黄炎培、章乃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悼念李公朴、闻一多的诗作，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10月6日，上海各界又在静安寺集会，举行公祭活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胡厥文主祭，民建常务理事杨卫玉宣读了祭文。民建和各社团开展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和美货倾销，造成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大量破产。为了振兴、发展我国民族工商业，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青年职工数百人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就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数十人被打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当场打死，造成“二九惨案”。血案发生后，民建立即组织抗议和声援活动。2月10日，民建发表《民主建国会对上海劝工大楼血案的严正声明》，并发起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给予物质和精神的援助，陆续捐款近70万元。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极端野蛮的镇压。5月20日，各地学生6 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以铁棒、木棍、皮鞋、水龙围攻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重伤19人，被捕28人，500多人惨遭毒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大血案。接着，又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大肆逮捕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大逮捕事件。惨案发生后，民建发表了《民主建国会对和平运动的意见》，声明民建自成立以来，“一贯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生从事教育四十六年，眼见学生受伤惨状，为之流泪。”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在重点进攻中节节失败，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欺骗人民，指使上海的所谓“工商团体及各界人士”，发起组织所谓“和平运动”，以迷惑视听。民建于1947年2月1日发表《民主建国会对“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发表意见》，揭露这些人过去主张“戡乱”的反动立场。5月22日，民建召开由百余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当前社会危机检讨会”。马寅初、章乃器、胡厥文等出席座谈会，章乃器在会上宣读了讨论提纲。与会人士对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引起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只有两个血腥的大字‘内战’”，“如果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当然不会发生学潮、工潮”。与会者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声援，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依靠美援打内战的行径。
在此期间，许多民建会员有的出钱资助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有的帮助他们摆脱国民党政府的追捕，有的为爱国学生出版宣传刊物提供经费，有的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做了大量工作。
